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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汪曾祺长女）
夹了几粒花生米喂给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我傻乎乎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酒杯里沾了，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嘴里就像要烧起来一样！我被辣得没有办法，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汪曾祺！你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五岁的时候，我再次领略了酒的厉害。那一年，爸被“补”成了“右派”，而我们对这一变故浑然不知。爸约了一个朋友来家喝酒。
在昏暗的灯光下（也许只是当时的感觉），两人都阴沉着脸，说的话很少，喝的酒却很多。我正长在不知好歹的年龄里，自然省不下“人来疯”，抓起一把鸡毛掸子混耍一气……就在刹那间，对孩子一向百依百顺的爸忽然像火山一样地爆发起来！他一把拎住我，狠狠地掀翻在床上，劈手夺过毛掸，没头没脑地一顿狂抽。我在极度的惊恐中看到了他被激怒的脸上那双通红的眼睛，闻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浓烈的酒气。一个五岁的孩子，只能有一个反应，就是咧开大嘴痛哭一场，赖声赖气地哭得自己头都昏了……后来我总是提醒爸爸：你打过我！
他对这惟一的“暴力事件”后悔不已，说早知道你会记一辈子，当时我无论如何都会忍一忍。
我对爸说，我不记恨你，我只是忘不掉。
爸结束了“右派”生涯，从沙岭子回到北京时，我们家住在国会街。他用很短的时间熟悉了周围的环境，离家最近的一家小酒铺成了他闭着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酒铺就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窄而长的一间旧平房，又阴暗，又潮湿。一进门的右手是柜台。柜台靠窗的地方摆了几只酒坛，坛上贴着红纸条，标出每两酒的价钱：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酒坛的盖子包着红布，显得古朴。柜台上排列着几盘酒菜，盐煮花生、拍黄瓜。门的左手是四五张粗陋的木桌，散散落落的酒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拉板车路过的，没有什么“体面”的人。
爸许愿给我买好吃的，拉我一起去酒铺。（妈说，哪儿有女孩子去那种地方的？）跨过门槛，他就融进去了，老张老李地一通招呼。我蹲在地上，用酒铺的门一个一个地轧核桃吃。已经轧了一大堆核桃皮了，爸还在喝着，聊着，天南地北，云山雾罩。催了好几次，一动都不动。终于打算离开，可是他已经站立不稳了。拉着爸走出酒铺时，听见身后传来老王口齿不清的声音：“我——告诉你们，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编剧！天才！”回头看了一眼，一屋子人都醉眼惺忪的，没有人把老王的话当真（老王后来死了，听说是喝酒喝死的）。回家的路上，爸在马路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地打晃，扶都扶不住，害得一辆汽车急刹车，司机探出头来大骂“酒鬼”，爸目光迷朦地朝司机笑。我觉得很丢人。回到家里，他倒头便睡，我可怜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呕吐，吐出的全是嚼烂了的核桃仁！
“文革”初期，爸加入了“黑帮”的行列，有一段时间，被扣了工资——对“牛鬼蛇神”来说，这种事情似乎应在情理之中。于是，家里的财政状况略显吃紧。妈很有大将风度，让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管家。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一百块钱（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开销。精打细算以后，我决定每天发给爸一块钱。爸毫无意见，高兴地说：“这一块钱可以买不少东西呢！”他屈指算着：五毛二买一包香烟，三毛四打二两白酒，剩一毛来钱，吃俩芝麻火烧！“中午别喝酒了，”我好言相劝，“又要挨斗，又要干活儿，吃得好一点。”爸很精明地讨价还价：“中午可以不喝，晚上的酒你可得管！”
一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嘛？”“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
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
晚饭后，酒足饭饱的爸和以往一样，又拿我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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