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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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向统治集团蜂拥而至的单一流向，虽然当时“大多数学生的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就是说，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但这不足为奇，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还认为学界有“三魂”，仍有“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之徒。然而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毕竟为知识分子从事多种职业，从投奔官僚集团的唯一选择中解放出来并以个人身份独立于社会政治提供了可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开始向现代转变，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是知识分子回归自我价值，在自身领域获得自我确证意识的觉醒。自那一时代起，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待命应召的“士”，不再是统治集团豢养的“仕”或清客，他们的心态不再是“向心”的，而是疏离的，在社会上他们有报人、教师、科学家、自由作家等多样的独立身份或职业。他们不会再为仕途失意而牢骚满腹感伤惆怅，或因怀才不遇而自命清高，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增大了他们职业的流动性，而不必矢志不移地“从一而终”，流动性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强化了自由的心态。这是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业选择的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第一次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这是一次“深刻的身份革命”。这一“革命”为知识分子的人生重建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可能，使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骤然洞开，一个“无声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心态转变的真实写照。

20世纪之初，个性解放运动已在民间自发而起，移风易俗成为新世纪到来的象征，从“放足，断发，易服发难”，开启了反“礼教”和等级秩序革命的序幕，结束了衣冠之治。当时《申报》曾记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间个性解放的景观：“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束像女，女子装饰像男”“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民间的群众运动在实践层面已率先走在了前面，“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通通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服装成了一个窗口，展现了中国人性解放的千姿百态”。

但是在思想理论上对儒家传统的彻底否定，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危亡之际欧风美雨的东渐激起了先觉知识分子民族振兴的富国强民的热望，“世界主义”的思想取向“使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可资选择的秩序，这种秩序迫使他们发现即存秩序基本制度的偶然性和缺欠”。发现了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制度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危机。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其他问题上也许存在分歧，但在反儒家传统这一点上却达到了完全的一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对儒家思想给予了没有退路的彻底否定。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的思想风暴中，儒家思想第一次遭到了强烈的扫荡。“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最激动人心和最具震撼力的时代口号。在“五四”那代人看来，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实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历史潮流的拒斥力量。批判这一传统文化不仅是救亡图存的起点，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起点。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呼唤争取个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他们关怀的首要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识，作家也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个性的解放成为人的解放的象征，知识分子不再唯唯诺诺谦恭谨慎，而是充满了自尊自信甚至是自以为是，对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敢于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陈独秀、李大钊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但当李大钊看到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有对国家前途悲观绝望的观点和伤感厌世的情绪时，便毫不客气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一文，直呼陈独秀其名，指出其文“伤感过甚”，“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剖析批判毫不手软。鲁迅甚至在临死前还坚持“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反思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曾一度成为“显学”，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多有微词，他们指出：“反传统的‘传统’，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是幼稚的病态和焦躁不安。”“我们不能不承认以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这一方式造成了“二元对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毋宁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已匆匆而去的来临。不过，对于一个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的时代而言，这个定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如果说神话表达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和预言。然而，神话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它是按照人们的期待而形成的对过去的理解，对真实的历史来说，它仅仅是人们按照意识形态的信念而做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五四”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完美的思想文化运动，后人对它反省的必要性无须赘言。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处境，考虑到改变传统的艰难，“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因此彻底的反传统不仅是策略性的考虑，它更是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五四’一代不仅仅破坏了旧的传统，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新文化，‘五四’的文化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雏形！‘五四’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将有一伟大腾飞的第一代‘历史见证者’！我们今日摆出一副中国文化正统传人的面孔来对‘五四’评头论足，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可笑吗？”五四运动也许有许多缺欠和局限，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它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精神风貌，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憧憬和追忆是大可理解的。

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攻击和张扬个性的个体本位思想，使“五四”的文化主将们无意间构成了一个挑战者的整体，挑战者崇尚“动”而反对“静”的心态使他们的叛逆性格中先在地具有了一种进攻性，这一进攻性在思想深处则可概括为一种“尚力”意识。这一意识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大有关系，传统柔性文化的挫折感刺伤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从而使他们转向崇尚以“力”为象征的阳刚雄性文化。作为外来的思想资源，它的开发始源于救亡图存的意义，洗涤“东亚病夫”的耻辱，但它却自然地延伸于审美的领地，使遍布中和之美的艺苑骤然升腾起充满勃勃生机的雄健之风。“力”的崇尚与尼采哲学有直接关系。在尼采看来，“生命为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部分地译介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曾对尼采的学说表示感兴趣，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曾指出：“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唯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并且断言：“20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涛怒浪之间，恃意力以避生路者也。”鲁迅预告了“尚力”审美时代的到来，“诗力”“意力”的呼唤得到了文学界积极的回应，以《女神》名世的郭沫若以狂人的姿态表现了冲决一切的向往和力度，这位“自由之神”无所顾忌地狂呼：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一个偶像破坏者哟！

而《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对“力”更是崇拜有加，一咏三叹。他早期的诗篇随处可见如“燃烧”“爆炸”“创造”“飞跑”“狂叫”等充斥着力的诗句。这种“尚力”的雄健之风使新文学洋溢着青春勃发的新风采，它的作者们也充满了昂扬的生命活力和个性特征。后来的研究者感叹地说：“‘五四’时候的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现代风采的一代人。”

“尚力”改变了中国柔性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获得了审美的胜利，雄健之风成为20世纪主流文学最易概括的特征。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作家，虽然都自由地敞开了心扉，但他们的感伤、多愁、苦闷和哀婉不仅有悖于时代潮流，同时也有悖于这一时代的审美要求而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因此，“尚力”风潮如何从审美的意义逐渐转向意识形态的意义，同样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不长的时间里，它由一个张扬显示个性的话语符号，逐渐转换为具有群体共同向往的语义系统。“尚力”逐渐为“复仇—暴力—斗争—革命”的语义系统所取代。这一切自然与“五四”个性解放的先驱者无关，但它转换的自然程度几乎到了无人察觉的地步，这就不能不说“尚力”心态与后来的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尚力”逐渐转向了残酷的斗争，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满了血腥味，当代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几乎都是在“血与火”中诞生的，“尚力”变成了“尚武”，“复仇—暴力”被赋予了革命的神圣意义并逐渐被读者接受而成为一种共同的审美期待，那些浅吟低唱、缠绵感伤、愁怨多情之作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拒斥。这一转换是令人震惊的，知识分子心态的现代转换刚刚启动就被迅速推向了另一极端，除了民族危亡的现实原因之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否也蕴含着极易被点燃和接受传唤的精神资源呢？文化遗传对于知识分子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五四”一代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和心态上就一定能够实现与传统的告别。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危机和外来文化挑战的处境中，已充分地显示了它的僵硬和自振的无望，摆脱旧路“别求新声于异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彻底反传统的“五四”知识分子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他们恰恰是中国最具传统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余英时指出：“近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不但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彩，而且还焕发了新的光辉。”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明道救世”的大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还是国民革命，其领导人物主要都是来自知识阶级。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重大的思想解放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传统的名教纲常看作天经地义了。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思想信仰的内容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余英时的这一判断十分准确。“五四”一代在反传统和倡导个人主义的时候，思想和情感本来就存有模糊和暧昧的一面。鲁迅深刻地洞察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但他着眼的是“救救孩子”的社会启蒙；而胡适作为个人主义的思想领袖，其个人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具浓重的传统意味，他的个人主义是有条件的。他曾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但胡适的“为我主义”的最后关怀仍然是“有益于社会”的。胡适还是怀着一份“责任”在谈论个人主义，至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感从来就不曾放弃过。这一代人思想深处的“集体意识”使热闹一时的个人主义很快就冷却下去，连当时在价值观上最激进的人也迅速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后退五十里下寨，然后逐一投身到民族和社会运动的潮流中去。刚刚弘扬和试图建立的个体本位价值观曾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却在无声中轻易地主动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本身就说明这代人内心传统的意识太强大了，“他们始终与传统保持着似断实续的关系，他们的激烈反传统的态度，只能使他们超越这种传统，却不能使他们脱离这种传统”。

这一“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是“个人主义”潜在的自我颠覆力量，它无法使个体本位的思想完善、确立、获得知识分子倾心的认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思想，“能否征服人心，它以怎样的方式去征服人心，或者又如何被人拒绝，都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这种严酷现实的强烈刺激，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变得特别执拗，而只有这份责任感在心中激荡，那先前已经被理智放逐的传统意识、那注重世俗功利的群体价值的精神习惯，就很容易卷土重来”。这一现实处境甚至把最为温和平易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调动起来，他们无法成为书斋中的看客，不甘以局外人自居，而是自觉地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五卅运动刚刚发生，朱自清便写了一首《血歌》，全诗几乎全是惊叹号，加上短促的节奏和激愤的语言，大体可以想见朱自清当时无法抑制的情绪。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确实是动人的，他们感时忧国的责任感亦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一旦以“集体”的名义对他们发出传唤，他们便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待命前往，在这层意义上又不能不说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以激进的姿态走向了历史的前台，这是“五四”以来，“集体主义”向中国作家首次发出的严肃的传唤，他们义正词严地宣布：“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心，渐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到了资本社会的现在，算是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然而同时集体主义也就开始了萌芽。无政府式的个人主义之发展的结果，只是不平等、争夺、混乱、无秩序、残忍、兽性的行为……这种现象实在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今后的出路只有向着有组织的集体主义走去。”“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郭沫若大概是最为激烈的，他不仅于1926年率先倡导了“革命文学”，而且思想也日渐激进，从“当一个留声机”发展为：

最勇猛的斗志大概是最健全的。

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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