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化猜想与战时文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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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化猜想与战时文艺主张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强调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上层建筑，因此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学与一切旧文学的本质区别。这一流行的观点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它是重建中国新文化的理论依据。从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肃清帝国主义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就开始展开，它是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时，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的还是慎重的态度，与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同的是，“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它的依据仍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允许资产阶级存在和发展，它们的思想也就获得了合法性依据。但是，这一理论阐述，包括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作为建国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又允许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合法存在的允诺，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或者说，“新文化”仍在猜想和重建的过程中，它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相对完整、成熟的形态。但是，那些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毛泽东对“破”与“立”关系的理解。尔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事实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清算，被当作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长期任务。批俞平伯、批胡适以及不间断的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运动，都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的。

1.新文化和现代乌托邦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新文化的建设，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但仍存在对“新文化”的具体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毛泽东曾对此有过不同的表达，“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这种新文化的阐发，还是建立在破坏旧文化基础上的，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不同的著作中，我们仍可发现他对新文化的猜想和期待。它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等等。它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文学要坚持的标准。

要建设新文化，必然要批判旧文化；要创造新生活，必然要否定、排斥日常生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艺术理论始终在探讨如何才能创造出富于新文化、新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典型的讨论、美学问题的讨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向民歌学习一直到“三突出”理论的出现，事实上都是以文艺学的方式实现新文化建设的努力和尝试，是《讲话》要求的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具体的理论探讨。在新文化猜想和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文化所要求的文学艺术和试图塑造的新生活，是一个不断要求净化、纯粹、透明的文学艺术和生活，只有这样的文学艺术和它反映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学正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地阐释它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全过程。也正因为指导文学艺术生产的文学理论，与新文化猜想所要达到的境地总是存在着距离，所以才出现了文艺理论不断调整、变化的内在紧张；一直发展到“三突出”创作原则，体现新文化新生活特征的“样板”的出现。因此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这种净化、纯粹、透明的文艺生产要求，其思想来源是毛泽东的道德理想。那名重一时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洋溢着毛泽东对道德理想的诗意向往和赞颂的激情：张思德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韧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一起构成了新的道德理想的内涵。应该说，这一道德理想充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询唤力，它既能够唤起人的献身冲动、圣洁向往、自我克制，又能够让人从中窥见个人的不洁和卑微。这就是道德理想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因此，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不断催发、推动、促进道德理想普泛化的文学。

与此相联系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不符合这一道德理想规范的，或与此相抵触的观念的批判。纯粹透明的理论要求不能容忍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不能容忍诸如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及现代主义的滋长，“中间人物”和“无冲突论”因不符合理想精神而遭到拒绝和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都是因为这些作品写了家务事、儿女情，它的缠绵、多情、抑郁或痛苦，因不符合道德理想的纯粹和透明而被指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而巴人、钱谷融等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张扬和辩护，自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当然，这种批判不仅仅针对文艺思想，而且它对于来自党内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宗派活动、自由主义等，都将施之以同样的批判或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遭到清算，证实道德理想不仅将政治生活革命化，而且也将日常生活革命化。

对人的道德理想的要求和精神作用的强调，反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唯意志论”成分。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毛泽东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时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特别注重斗争、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禁欲主义价值观念。”在他的观念中，“在创造历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只是那些富于固有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观念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道德观念的社会来源并非是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而是他记忆深刻的乡村观念，特别是经过理想化、诗意化的传统中国农民。对农民美德的评价，本来依据的是个人标准和文化信念，但他却把它幻化成最有可能产生新文化甚至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构成要素。

毛泽东新文化猜想中的道德观念，因强调精神的巨大作用，所以对人的思想改造格外重视，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认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与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思想复杂、不那么纯粹透明有关。但是，在不断强化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却在无意间将改造的手段转换成了目的。也就是说，通过思想改造不断强化无产阶级思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和手段，但在实践中却成了目的本身。从延安时代的“下乡运动”开始，这种改造的方式就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并经常使用的方式，也就是后来被戏称为“洗澡”运动的方式。当然，这也与延安时代的经验有关，在理论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通过思想的置换，终于生产出了具有新文化特征的作品。文艺生产的“逆向性特征”在延安时代取得了成功，这一经验也给毛泽东的信念以巨大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对新文化的猜想，不仅具有浓重的乌托邦成分，而且存在着阻碍其实现的诸多矛盾。他不断调整文艺方针政策，试图以断裂的形式开启新的文化时代，但他的个人气质、审美趣味和文学实践，显然都与他提出的新文化猜想存在着差距。一个美国作家曾这样描绘他：“有着大学教授的气质。……他戴着一顶布帽子，你也注意到他有着圆圆的农民的脸型、不大的鼻子和一双深沉的眼睛，但是一旦脱去帽子，他那农民的样子就消失了……除去了帽子，毛泽东就显现出一个学者所当有的全部特征。”因此，尽管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并在文章中尽量使用民间俗话，把他的理论通俗化，但仍然不难看出他与农民或普通人的区别。他的气质与手势，显示的仍然是“超凡魅力型”的领袖。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倡导民族形式，倡导向民歌学习，但他写作的旧体诗词，无论是从情怀、气势或他的独特词语中，要想使普通人民能够理解，是相当困难的。他所使用的旧形式，也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但却并没有妨碍他对现代革命情怀的表达。这同他1923年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综合了古代书院自由研究的精神和现代学校的科学内容，其思路和形式是相似的。而在他的作品中，同样表达了他所具有的普通人的丰富情感，甚至更强烈和优雅，他的情感关怀也不免有知识分子的倾向。聂华苓和保罗·昂格尔发现，那首著名的《七律·到韶山》，“既没有提到他最爱吃的当地著名的辣椒，也没有提及他那严厉的半文盲的父亲以及慈祥的不识字的而又虔诚地信仰佛教的母亲，也没有他曾挑送过肥料的田野。但是却提到了他曾经见到过的农民在暴动中高举着的长矛。因此，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把革命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的酒，装进古老然而美丽的古典形式的瓶子里”。此外，他用现代汉语表达他系统的革命策略和政策，却用古典的“评点”形式批注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评点，显然是传统中国“评点”的形式。这些不被他提倡却又是他不断应用的旧形式，是不能在他新文化猜想的视野里得到解释的。因此，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有鲜明的现代乌托邦色彩。

之所以说它是现代乌托邦，是与通常的乌托邦完美幻想对比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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