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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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诗
近代诗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这一时期作家、作品数量众多,现实性、政治性大大加强,形式逐渐发生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9世纪上半叶,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龚自珍。他的诗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矛盾,揭露腐朽政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批判性。他的作品想象丰富,形象鲜明,风格多样,不拘一格。所写的诗今存600余首,著名的《己亥杂诗》文辞瑰丽,思想深沉,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进步诗风。继起的诗人有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贝青乔等。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其诗作风格遒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其他诗人也都努力反映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张维屏的《三元里》、贝青乔的《咄咄吟》等。这一时期出现的太平天国的诗篇,如洪秀全的《眼通西北江山外》、杨秀清的《果然英雄》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气魄宏大,具有号召力。
魏源和龚自珍是朋友,他们的思想也相近。魏源“以经济名世”,不以诗人或文章家著名。实际上他对诗文创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体”作的一部分古体诗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筹善后”等,以及数十首律诗《寰海》、《秋兴》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诗,不少篇章具有一种形象飞动、生机蓬勃的特点,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叙事说理,内容详实,条理明晰,语意明白畅达。这与龚自珍的奇诡以至艰深晦涩,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但龚、魏的散文,都是独书所见,不事模拟,与“桐城派”古文是对立的,对后来的新体散文有先驱示范作用。
林则徐,生于1785年,卒于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并具有实际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他于嘉庆24年(1819年)一度参加过并不是进步知识分子结合的“宣南诗社”,实际他和“宣南诗社”众多的平凡官僚文士有显著的区别。他的诗主要是政治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粤东查禁鸦片到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他的著名诗句。他的描写西北关山形势诸作,如《出嘉峪关感赋》,气魄雄伟,格律严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功力。
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张际亮,生于1799年,卒于1843年,字亨甫,福建闽侯人,是这时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锐地批评乾隆以来各派代表诗人和诗风,认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异于风雅之旨”;认为“其负盛名如沈归愚、朱竹君、袁子才、赵云崧、蒋心余、黄仲则、翁章溪、张船山诸先达,固皆一时才人,然于风雅之旨正多未逮,袁佻、赵犷、蒋薄、黄轻,张介于黄、蒋之间”,对冲击腐朽诗坛,树立近代进步诗风有一定意义。他的《浴日亭》一诗较早地反映了外国侵略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老年诗人张维屏,生于1780年,卒于1859年,字子树,广东番禺人。他目睹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一些格调高昂,歌颂广东人民英勇的抗敌斗争,揭露统治者妥协投降的诗篇。如有名的《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谿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扌春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且网开,枯鱼竟得倏然逝,魏绛和戎巨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后一辈的诗人贝青乔是一个“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的爱国者。他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战争。他在奕经军中写的《咄咄吟》,因事作诗,就诗加注,是别具一格的史诗:
痛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镫。
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
前首记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作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战而溃散。这些严峻的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后来诗人旅食四方,做诗更多,更广阔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同时代的林昌彝作《射鹰楼诗话》一书,集中地搜集并评论了反帝爱国的诗篇,改变了以前的诗话面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诗话也说明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观点:诗人必须关心国事,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诗正是这种观点的实践。此外姚燮、朱琦、陆蒿、黄燮清、金和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写下了不少具有现实内容、表现爱国主义立场的诗。就散文说,张维屏和林昌彝都曾表示反对“桐城派”古文。
稍后的冯桂芬、王韬,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不仅明白提出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写作实践上也开辟了新体政论散文的道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实开近代政论散文的先例。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那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更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洪仁玕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是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的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确主张。认为文章的产生本来是为了社会实用,而“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因此它提倡“文以纪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以期“朴实明晓”,人人易懂。它反对“古典之言”,特别是那些不伦不类、荒诞无稽、饱含封建毒素的陈词滥调。从革新的实际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叙事议论,自觉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是向着“朴实明晓”的文风努力的。他们的诗,如洪秀全的《达志》:“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杨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都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政治内容。他们用诗宣布清王朝的滔天罪状,鼓舞千百万起义人民的杀敌意志和胜利信心,宣扬“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覆地的雄图大志。他们的诗的语言亦通俗易懂,生动有力。
和上述进步的诗文潮流同时,传统诗文也还出现另一种局面,这就是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明代作家在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影响下,一般鄙薄宋诗。清初以来,宋诗逐渐成为部分诗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但影响不大。乾隆嘉庆间,提倡宋诗,扩大宋诗的影响,关键人物是翁方纲。近代宋诗运动的发生同他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运动是作为模仿汉魏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它主要区别于“神韵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对象是杜、韩、苏、黄,是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发展。程恩泽、祁寯藻是这个诗派的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大官僚和考据家。
程恩泽诗学昌黎、山谷,所谓“率排益妥帖,力健声宏,琅琅乎若鸾风之啸于穷霄也”,实际是他远离现实,无视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内容,不得不努力走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
祁寯藻主张做诗要有“学识”和“性情”,而且态度总要“温柔敦厚”,显系清中叶主要诗派的调和论调。他的诗主要学韩,也偶然学杜、学白,大都是形式、语言的模拟,很少触及现实社会内容。无非是“感恩”、“扈从”、赴官旅行、官场应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纪录,是典型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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