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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而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赤子之心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决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的小节的东西。你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了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子扎得很深！我爸爸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他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非常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冲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聪：那绝对如此，一切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高低，品质好坏没有关系。
冯：我第一次见你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他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政府着想，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很多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东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滥好人太多，怀疑、思考太少，信仰没有在怀疑中铸炼。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科学精神、逻辑性，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着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强调的是做人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最大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聪：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部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第一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是很危险的，象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象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骗自己。我认为我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从经济基础分析，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是非常弱的，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他们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我刚才讲过，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象都现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车，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我看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物质不现代化没什么坏处，可能还有好处。
晓：我想这两者并没有矛盾。科学的发展，增长的不应该光是物质财富。
聪：对我来讲还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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