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次全军授勋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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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国庆节前，彭德怀从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给毛泽东打来电报，除了汇报朝鲜战况，他还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

●穿上了新军装的将军们个个英姿勃发，器宇轩昂。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禁不住你捶我一下，我捶你一下，有的哈哈大笑起来。

●看到中国同行们英姿勃发的样子，在场的苏联军官们禁不住啧啧称赞。中国将官则报以自信地微笑。

●首次全军授勋党和国家决定奖励有功之臣

1955年，以施行“军衔制”等四大制度为标志，人民军队走上正规化、现代化的新时期建设道路。在施行军衔制的同时，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授予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之臣勋章、奖章的工作也在全军范围内有条不紊的展开。

颁发勋章、奖章是军队的一项重要奖励制度，对于激发官兵的上进心和荣誉感，鼓舞士气，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军从建军开始就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即使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也想尽办法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或纪念章。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曾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给有功人员颁发过各种奖章。但是，由于当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所实行的奖励标准不统一，奖励范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土地革命时期，为适应红军正规化建设，奖励在对敌斗争中有特殊功劳的红军官兵，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7月9日发布命令，提出在“八一”建军纪念日，颁发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按功劳大小分为一、二、三等。

按照规定，一等红星奖章发给“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等红星奖章发给“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变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三等红星奖章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

红星奖章只在1933年和1934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过两次，后来因红军长征，形势发生了变化，红星奖章没再继续颁发。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曾荣获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罗炳辉等34人曾获二等红星奖章；王震、杨得志、程子华、杨勇、苏振华、李天佑、钟赤兵等53人获三等红星奖章

在此之前，中央苏区还颁发过“红旗章”，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标志最高荣誉的一种奖章，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颁发。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曾授予方志敏红旗章。1932年12月4日，在纪念宁都暴动时第二次颁发过红旗章。

由于红旗章是由政府制定和颁发的，而且也不仅仅授予军队人员，因此，严格地讲，不应算军队的奖章。

除了全军性的红星奖章，红军各部队还颁发过一些奖章，以奖励作战有功的红军指战员。如红二方面军的“特级优胜奖章”，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战士奖章”，红军第十七师的“英勇的模范奖章”等。

此外，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还颁发过多种纪念章，以纪念某一重大战役、事件。如，1928年颁发的“北伐成功退伍纪念章”，是我军建军后颁发的第一枚纪念章。其他还有如“东江暴动纪念章”、“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等。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从中央到各个部队单位还曾经自主颁发了数百种奖章。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开展了以战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的评选英雄模范活动。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制定的《抗战三周年八路军、新四军奖励条例（草案）》规定，为抗日有功人员颁发一、二、三等奖章。

各部队颁发的奖章有晋察冀军区的“铁军前卫奖章”，冀中军区的“五一奖章”，冀晋军区的“星旗勋章”和“红旗奖章”，“留守兵团奖章”，抗大七分校的“劳动英雄奖章”等等。

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还颁发过多种纪念章，如八路军的“荣誉战士纪念章”，山西新军“决死队四周年纪念章”，“抗大三周年纪念章”，“抗大五周年纪念章”等。

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许多部队都颁发了纪念章，如冀鲁豫八分区的“抗战八年纪念章”，辽东军区的“抗战胜利纪念章”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广泛开展了立功运动，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因此，为表彰奖励英雄模范，我军各部队颁发了较抗日战争时期更多的奖章。

如晋察冀军区的“大功奖章”、“特功奖章”，察哈尔军区的“红星英雄奖章”，东北民主联军的“英雄奖章”、“模范奖章”、“勇敢奖章”、“毛泽东奖章”、“朱德奖章”、“炮兵英雄奖章”，华东野战军的“人民英雄奖章”，第十四军的“模范党员奖章”、“临汾旅功臣奖章”，第十六军的“渡江战斗英雄奖章”、“渡江水上英雄奖章”、“解放西南人民功臣奖章”，第十八军的“人民功臣奖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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